君舍坐在教堂最后一排长椅的阴影里，大衣领口翻着，围巾松松搭在肩头，指尖捏着一只从柏林带来的乳白色塑料纽扣。

在《费加罗的婚礼》那段花匠咏叹调里，他对自己说过：再也不要见那只兔子。

那是他在阿德隆雪茄吧里举杯时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彼时只当最后一幕就是最后一幕：狐狸把野猪的秘密洞穴地图装进信封，用基督山伯爵的名义寄到城堡，然后坐在观众席里等着红丝绒帷幔落下去。

只是没想到，这出大戏竟还有返场。

大幕迟迟未落。唱诗班尚有一曲赞美诗未唱，而作为舞台监督的他不能提前离场——这是职业操守问题。

他向来是个恪守职业准则的人。

他是今天清晨坐火车到亚琛的，没有通知任何人，没有带舒伦堡。

对副官说的是去科隆巡查盖世太保莱茵区联络站，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巡查，毕竟那座联络站已经数月没有提交过像样的敌情报告，每月的汇报简洁得像首十四行诗。

总得有人去敲打那些躲在防空工事里偷懒的文书军官。

科隆，目的地明明白白写在火车时刻表上：柏林至科隆，经停波茨坦、马格德堡、汉诺威、多特蒙德，没有亚琛这一站。

他靠在头等车厢的真皮座椅里，联络站的月度报告摊在膝头，翻了两页便意兴阑珊地合上。

这份报告是舒伦堡昨夜塞进他公文包的，当时副官的表情复杂得像杯掺了过多苦艾酒的尼格罗尼。叁分关切，叁分试探，叁分“您疯了吗”的欲言又止，还有一分&ot;我什么都不知道&ot;的明哲保身。

大意无非是，西线战事正酣，上校您是否需要等两天再决定是否亲自前往前线？

他看了，只看了叁行就兴致全无。并非报告写得不好，而是脑海中始终回荡着《费加罗的婚礼》里花匠安东尼的咏叹调，男中音一遍遍唱着：“nonpiuandrai,farfalloneaoro”

那朵花，那只兔子，那个在诊室里为他贴十字形胶带的中国女人。她指尖的温度透过薄薄的乳胶手套传递到他颧骨的皮肤上，而他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——这女人是不是对所有病人都这样。

他对自己说过再也不要见她。

这句话在他心里反复复述了无数遍，像背诵一段始终未能参透的拉丁文祷词。每默念一遍，字句便磨损一点，直到意义消磨殆尽，只剩下空洞的音节在耳膜上徒然敲击。

然而最终，他还是临时补了去亚琛的车票。

这只不过是…计划临时变更。

科隆的联络站已被盟军炸成废墟，整整十二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深夜造访科隆老城区，将联络站夷为平地，仅余半截摇摇欲坠的楼梯间。

巡查这样的废墟，除了收获满鞋碎玻璃和呛人的石灰粉尘外毫无意义。而亚琛恰好在科隆以西，恰逢圣诞前夕，恰好有一座圣尼古拉大教堂。

而教堂，正好，有一场婚礼。

他只是把一次例行公务重新定向到了一个更有实际价值的目的地，亚琛的尼古拉大教堂至少还有一个顶。

这是比较建筑学考量，不是感情用事。

他补了票，靠在座椅上继续看那份看了叁行就索然无味的报告，报告首段写的是联络站人手短缺问题，他盯着“短缺”这个词出神，忽然觉得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形容了自己此刻的状态。

不缺人手，不缺时间，却如同交响乐团少了双簧管，合奏仍在继续，但总有一段旋律被风声填满。

他只是顺路过来看看，确认那座中世纪教堂的彩窗在战火里是否完好如初，见证这场叁流浪漫喜剧的收尾是否足够圆满。

第一幕冷杉林挨揍，第二幕受伤求医，第叁幕巷子里替秃鹫收尸，第四幕在野猪洞里塞刺，他是舞台监督，是包厢里唯一的观众，他有责任见证终场。

假若演员走错位、灯光没追上、圣骑士念错了誓词、公主踩住了裙摆，该怎么办？一出好戏，不能在返场因技术故障而功亏一篑，那是对艺术的不尊重。

狐狸有义务在场。

棕发男人倚着车窗，列车驶过波茨坦时，他望见雪地中一株遭雷劈过的冷杉，焦黑的枝丫上覆着薄霜。

他忽然想起圣骑士在冷杉林里揍狐狸的那五拳。

后来圣骑士回去跟公主说撞见了野猪，野猪，圣骑士连借口都拙劣得让人心生敬意，她怎么可能信。又也许她只是太擅长说服自己相信。

她在诊室里让自己信了他的胆囊复查，信了他说的“摔的”，把那些借口像迭餐巾一样迭起来，迭成小小的正方形，放在一旁，之后继续给他贴纱布。

圣骑士撒谎的水平和他开坦克的技能成反比——而狐狸撒谎的水平堪称顶级。

他能在叁秒钟内编出一个滴水不漏的故事，能用微笑替代一千句真话，可狐狸每次撒谎兔子都能看出来，只是不点破。

她总是垂下眼眸，嘴角微微抿起，继续